(第1103号) 姜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如何区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与洗钱罪曹东方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姜某，女，2012年3月20日被逮捕。     山东省利津县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姜某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向利津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被告人姜某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如实供述了侦查机关已掌握的为其丈夫黄某乙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犯罪事实。     利津县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2月，被告人姜某明知是其丈夫黄某乙（已判刑）受贿所得的现金人民币40万元、银行卡等物品，而将其藏匿在青岛市城阳区某社区别墅家中。同年3月8日，黄某乙案发后，姜某将上述人民币40万元、银行卡51张及黄某乙收受孙某贿赂的港币10万元等物品从家中取走，后交给黄某甲（另案处理）。经查，其中30张银行卡系黄某乙收受他人贿赂的赃款，共计人民币32.2万元。     利津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姜某明知是他人的受贿犯罪所得而予以窝藏、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掩饰、隐瞒的犯罪所得价值人民币72.2万元、港币10万元，属情节严重，应依法惩处。被告人姜某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系坦白，依法可对其从轻处罚。姜某积极退赃，认罪、悔罪态度好，可对其酌情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等规定，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被告人姜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姜某未提出上诉，公诉机关亦未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二、主要问题     明知系他人受贿犯罪所得的现金而提供场所藏匿，应认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还是洗钱罪，两罪究竟如何区分？     三、裁判理由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有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姜某的行为应构成洗钱罪，因为其掩饰、隐瞒的对象是他人贪污贿赂犯罪所获得的现金，而洗钱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区分标准就是看其上游犯罪是否属于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洗钱罪所规定的七种犯罪之一。对此，我们认为本案应该认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洗钱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区分并不仅仅以上游犯罪的范围为准，还应当兼顾犯罪客体及行为方式、主观明知内容等因素综合判断。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洗钱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掩饰、隐瞒，构成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犯罪，同时又构成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或者第三百四十九条规定的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该规定明确了洗钱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之间是特别法与一般法的竞合关系。两罪同属于传统意义上的赃物犯罪范畴，性质上同为事后帮助犯，法条在行为方式的列举上也都使用了“掩饰，隐瞒”这样的字眼。1979年刑法只有“销赃罪”一罪，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中首次专门设立了洗钱罪，此后，洗钱罪成为普通赃物犯罪（即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特别规定。近20年间，立法者越来越充分地认识到赃物犯罪助长、刺激财产犯罪、经济犯罪等上游犯罪多发、高发，非常重视严密赃物犯罪的刑事法网，使洗钱罪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两个罪名在立法上的变动相对较为频繁。刑法修正案（三）和刑法修正案（六）两次扩大了洗钱罪的打击范围，刑法修正案（六）和刑法修正案（七）又加大了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打击力度（犯罪对象、行为方式的扩张和法定刑幅度的提高）。也正是随着洗钱罪的上游犯罪的范围扩大，有观点认为作为，特别法的洗钱罪逐渐挤压作为一般法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适用空间，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事实上，国际刑法中的洗钱罪的概念就是包含了我国刑法的洗钱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集合。但是在我国已经形成了洗钱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两罪并立的格局下，无论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范围再怎么扩大，也不能改变在治理赃物犯罪的罪名体系中，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所占有主体地位；而且虽然两罪的主要区分点是犯罪对象，在行为方式和行为性质上的差异已经十分淡化，但这种差异性还是存在的。     第一，两罪的主要区分点是犯罪对象，也即上游犯罪的性质不同。洗钱罪的上游犯罪只限于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的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这七类犯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上游犯罪则是除此之外的有“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所有犯罪。     第二，两罪的犯罪客体有所不同。洗钱罪位列刑法分则第三章第四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该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同时也侵害了司法机关的职能活动，兼具妨害司法的性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位列刑法分则第六章第二节妨害司法罪中，该罪侵犯的客体主要是司法机关追诉犯罪的职能活动，也包含上游犯罪中的被害人对财物的合法权益。从立法旨趣来看，之所以把洗钱罪独立出来单列在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设置了相较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更高的法定刑，是从保障金融安全的实际需要出发，对某些特定的通常可能有巨大犯罪所得的严重犯罪而为其洗钱的行为，作出的特别规定，而在诸如恐怖活动犯罪、毒品犯罪、走私犯罪中，洗钱行为对于上游犯罪规模的扩大和犯罪的持续发生有着比普通犯罪更大的促进作用，社会危害性更大。     第三，两罪的行为方式有所差异。洗钱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行为方式均是“掩饰、隐瞒”，但洗钱罪的表述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表述是“掩饰、隐瞒的”。从字面意义上看，两者有所区别。洗钱罪由于其涉及妨害金融管理秩序和破坏国家经济安全的性质，所以侧重点在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也就是俗话说的把“赃钱洗白”，披上合法的外衣；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行为方式包括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但又不局限于此，还包括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处所等其他情况。因此，两罪之间就发生了交叉，即使上游犯罪属于洗钱罪规定的七类上游犯罪之一，但是不涉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按照罪刑法定的要求和立法本意，仍应该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而非洗钱罪。 那么，如何理解“掩饰、隐瞒来源及性质”呢？我们认为，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了洗钱罪的五种行为方式，即提供资金账户；协助将财产转换为现金、金融票据、有价证券；通过转账或者其他结算方式协助资金转移；协助将资金汇往境外；以其他方式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第五种行为方式作为兜底条款，是对列举式规定的补充归纳，应该与前四项所列举的方式具有相当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洗钱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列举式规定，在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明确洗钱行为可以通过商业银行等银行类的金融性机构，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商品交易、企业收购、投资等非金融机构以及地下钱庄、赌博等非法途径实施，意图在于淡化洗钱罪在行为方式上的特殊要求。据此，“掩饰、隐瞒来源及性质”不需要局限在金融领域或通过金融机构来实现，应当将其落脚点放在资金形式的“转换”上而非“金融机构”上。洗钱罪要求行为人借助一定的金融手段或非金融手段来实现对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转换，它一定有一个类似交易、兑换等的转换过程。例如，行为人明知系他人受贿犯罪所得的一个名贵花瓶而为其保管，因为不涉及到资金形式的“转换”，只能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同理，行为人明知系他人受贿犯罪所得的现金港币而提供场所藏匿，只是物理意义上的转移、窝藏行为，行为的落脚点在于掩饰、隐瞒实物本身，而非犯罪所得的性质和来源，不涉及资金形式的“转换”，仍应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本案中，被告人姜某明知系他人受贿犯罪所得的现金而藏匿在别墅房中，后又交给他人转移，但姜某只是对其丈夫受贿所得的现金、银行卡等实施了物理意义上的窝藏、转移行为，行为的实质在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实物本身，而非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性质和来源，不涉及资金形式的转换或转移，如将现金转换为他人名下的银行卡等，故姜某的行为仍应限定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这一普通赃物犯罪的范畴里。   综上，利津县人民法院认定被告人姜某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是适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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