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5号]               闫光富故意杀人案——犯罪嫌疑人在公安机关通知后到案，但在公安机关掌握部分证据后始供述的，不能认定为自首 一、基本案情     重庆市检察院二分院以闫光富犯故意杀人罪向市二中院提起公诉。     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闫在与被害人的长期经济往来中欠下本息100余万元的债务，李多次要求闫归还未果。2007年5月中旬，闫伪造了一份李欠其126万元的承诺书。同月31日下午，李受闫光富邀约，携带由闫出具的债务凭据到闫家门面算账时，闫持钢管猛击李头部等处，致李死亡。之后，闫将李的指纹加盖在伪造的承诺书上，将李的尸体藏在自用轿车后备箱内。当晚，闫驾车将李国华的尸体抛于水晶岩处，并在抛尸途中将其出具给李的债务凭据烧毁。2007年6月6日，闫接公安机关的调查通知后前往公安机关，供认了杀害李的犯罪事实。     法院认为，闫在与被害人清算债务过程中，持钢管打击李头部等处，致其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闫在接到公安机关的电话通知后前往公安机关，并在公安机关未找到李尸体，尚不能确认李已被害且为其所害的情况下，主动向公安机关供述了其杀死李的事实，系自首。但闫为逃避巨额债务而有预谋地实施杀人行为，且杀人后销毁债务凭据，并抛尸隐藏罪证，犯罪动机卑劣，犯罪手段残忍，后果极其严重，虽有自首情节尚不足以从轻处罚。依照《刑法》第232条、第57条第一款、第67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闫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一审宣判后，闫光富以其有自首情节提出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从宽处罚。     法院经二审审理查明的犯罪事实与一审相同，另查明：2007年6月1日，被害人的妻子发现李失踪后，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经侦查，确认闫有重大作案嫌疑。同月6日，公安机关电话通知闫前往公安机关接受调查。闫到达公安机关后，公安人员经对闫驾驶的轿车后备箱进行检查，发现有残留血迹，即对闫进行讯问，闫遂供述了杀害李的犯罪事实。     重庆高院认为，上诉人为逃避所欠被害人的巨额债务而预谋杀人，将李约至其家空置店面内杀害，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且犯罪动机卑劣，手段残忍，后果极其严重，应依法惩处。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经侦查，认为李可能被害，并掌握了闫有犯罪嫌疑的证据，随即电话通知闫前来接受调查。闫到达公安机关后，并未主动供述其杀害李的犯罪事实，在公安技术人员从闫驾驶的汽车中检出残留血迹后，经对闫进行讯问，闫才供认所犯罪行。虽然闫带领公安人员找到李国华的尸体，但该情节系闫供述其犯罪事实的组成部分，不能因此认定闫符合自首的条件。闫及其辩护人所提闫有自首情节，请求从宽处罚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但认定闫具有自首情节不当，予以纠正。依照《刑事诉讼法》第189条第（一）项、《刑法》第232条、第57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法院核准。     最高法院经复核认为，被告人因债务问题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闫杀人后抛尸，并事先伪造了被害人欠其巨额债务的承诺书，犯罪情节恶劣，罪行极其严重，应依法惩处。闫认罪态度虽好，但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第一审判决、第二审裁定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刑事诉讼法》第199条和《最高法院关于复核死刑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核准重庆高院（2008）渝高法刑终字第77号维持第一审对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裁定。     二、主要问题    犯罪嫌疑人接到公安机关调查通知后到案，但未供述犯罪事实，在公安机关掌握了部分证据后始予供述的，能否认定为自首?     三、裁判理由     本案是一起性质恶劣、后果极其严重的故意杀人犯罪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在审理过程中存在争议的问题是闫是否具有自首情节。对此，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闫接到公安机关的电话通知后前往公安机关，在公安机关尚未找到李国华的尸体，尚不能确认李已被害并且为其所害的情况下，主动向公安机关供述了其杀死李的事实，系自首；另一种意见认为，闫到达公安机关后，并未主动供述其杀害李的犯罪事实，公安技术人员在闫驾驶的汽车中检出残留血迹后，经讯问，闫才供认其犯罪事实。虽然李的尸体是在闫的带领下找到的，但该情节系闫供述其犯罪事实的组成部分，不能因此认定闫具有自首情节。     我们认为后一种意见是正确的。具体分析如下：     刑法第六十七条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据此，自首的成立需具备两个条件，即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所犯罪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的规定，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事实或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也就是说，自动投案的时间既可以是在犯罪被发现之前，也可以是在犯罪被发现之后。实践中自动投案一般包括以下几种情况：（1）在犯罪事实和犯罪人均未被发现的情况下主动投案；（2）在犯罪事实已被发现，但尚未查清犯罪人的情况下主动投案；（3）在犯罪事实已被发现，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的；（4）犯罪事实和犯罪人均已被发现，但在尚未被司法机关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以前主动投案；（5）犯罪后逃跑，在被通缉、追捕过程中主动投案；（6）经查实确已准备去投案，或者正在投案途中，被公安机关抓获的，视为自动投案。     本案中，被害人失踪次日晚，其妻阮光玉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向公安机关提供了李失踪前，其办公室电话的最后打人者系闫，闫欠李100余万元债务，李失踪前曾向闫催收未果，李失踪后在家中没有找到闫的借款凭据等情况。公安机关随即对闫进行调查，经调取闫的手机通话记录并查看主要路口收费站监控视频，发现闫于李失踪当晚曾驾车前往黔江区石柱县境内，后又连夜赶往万州区，行为反常，据此分析李很可能被害，闫具有作案嫌疑，遂于6月6日打电话通知闫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闫于当日15时左右驾车到达公安机关，但并未主动供述其杀害李的犯罪事实。在公安机关技术人员对闫驾驶的轿车进行勘查，发现后备箱残留部分痕迹，经检验系人血后，闫的犯罪嫌疑上升，即于17时许开始对闫进行讯问，但闫仍隐瞒案发当天驾车离开忠县的事实，后经思想教育，闫于18时左右供述了杀害李的犯罪事实。当晚，在闫的带领下，公安机关找到了李的尸体。     可见，闫的行为明显不符合前述第（1）、（2）、（4）、（5）、（6）种的情形。那么，闫的行为是否符合前述第（3）种因形迹可疑而投案的情形?这是审判过程中引发争议的关键之所在，其核心问题是如何界分形迹可疑与犯罪嫌疑。对此，从司法实践看，区分二者的关键在于司法机关是否已掌握了一定的具体证据，根据已掌握的证据能够把行为人同发生的犯罪案件联系起来，也即根据现有证据能否认定行为人具有犯罪嫌疑。如果司法人员只是根据经验、直觉认为行为人可能是作案人，而没有切实、具体的证据作为判断基础，则不能认为行为人具有犯罪嫌疑，仅属于形迹可疑；如果司法人员掌握了指向行为人犯罪的具体证据，如在其身上或住处发现赃物、作案工具、被害人血迹等，则可以认为行为人具有犯罪嫌疑，而不仅仅再是形迹可疑。行为人在因形迹可疑受到盘问、教育时主动交代自己所犯罪行的，应当认定自首；相反，在被确定为犯罪嫌疑人的情况下经讯问而交代犯罪事实的，不属于自动投案，不构成自首。本案被告人闫光富在供述犯罪事实前的行为可分为两个阶段，在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前，公安人员怀疑李可能被害，且闫有作案嫌疑，但这种怀疑主要来自经验和直觉，并没有切实、具体的证据来支持，故闫的行为更多地符合形迹可疑的特征。在闫到公安机关后，公安机关一边安排民警与其谈话，一边安排技术人员对其所驾驶轿车进行勘查。结果发现，闫的轿车后备箱被水冲洗过，并有浓烈的血腥气味，后备箱底部有暗红色斑迹，经提取作血迹预试验，确定系人血。在此情况下，公安人员遂开始对闫进行讯问，但闫仍试图隐瞒犯罪事实，后经思想教育，才供述了杀害李的犯罪事实。可见，在闫交代所犯罪行前，公安机关已经掌握了认定闫具有犯罪嫌疑的一定具体证据，虽然这时对从其轿车内检出的血迹尚未通过DNA鉴定确认系李的血迹，但结合李不正常失踪、闫欠其巨额债务、发案时间段内行为反常等情况，足以认定闫具有重大作案嫌疑，而不再是单纯的形迹可疑。闫此时交代所犯罪行，显然不属于因形迹可疑而自动投案，不能认定为自首。至于其带领公安人员找到被害人的尸体，此情节系其应当如实供述所犯罪行的一部分，属于判断认罪态度好坏的依据，但不能据此认定其有自首表现。     综上，闫不具有自首情节，虽然其到案后认罪态度较好，但鉴于其犯罪动机卑劣，手段凶残，后果和罪行极其严重，不足以从轻处罚，故最高法院依法对其核准了死刑立即执行。     （撰稿：重庆高院刑一庭胡红军  李桂红  审编：最高法院刑五庭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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