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要旨
敲诈勒索罪与强迫交易罪的区分应结合危害行为发生场合、取财是否有对应依据、非法占有程度等因素综合加以界定。
案情
2016年11月期间，被告人刘Ｋ、刘Ｓ共同出资购得北京某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后，合谋通过强迫客户交纳本来无需交纳的费用以及制造客户“违约”来获取非法利益。被告人刘Ｋ、刘Ｓ先后纠集了被告人刘Ｆ、刘Ｂ、刘Ｇ、刘Ｍ、李某以上述公司的名义，并使用伪造的“北京市某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从事房屋租赁中介活动。骗取被害人签订合同并将租金、押金、管理费等款项打入被告人李某的银行账户后，被告人刘Ｂ、刘Ｇ等人便以语言威胁、辱骂、骚扰等方式强迫被害人交纳物业费、供暖费、中介费等额外费用，若不交纳就构成“违约”，必须搬离所居住的房屋。截至2017年9月案发时，种某等25名被害人被强行收取或者因“违约”被强行扣除的钱款共达人民币30万余元。
裁判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刘Ｋ、刘Ｓ、刘Ｆ、刘Ｂ、刘Ｇ、刘Ｍ、李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与被害人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后，采用威胁、滋扰等方法强行收取不合理费用，或者强行终止合同并迫使被害人搬出房屋，后拒不退还应退钱款，从而获利，其中刘Ｋ、刘Ｓ、刘Ｆ、刘Ｂ、刘Ｇ、李某敲诈勒索数额巨大，刘Ｍ敲诈勒索数额较大，七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敲诈勒索罪。
被告人刘Ｋ、刘Ｓ是犯意的共同发起者、共同犯罪的组织者且分赃较多；被告人刘Ｆ、刘Ｂ、刘Ｇ受领导积极参与实施了大部分共同犯罪行为。对以上五被告人，均应认定为主犯并按照罪责的不同分别确定刑罚。被告人刘Ｍ参与共同犯罪时间相对较短且分赃较少，故认定其犯罪数额较大。被告人李某参与共同犯罪的程度不深，系起辅助作用的从犯。对于从犯李某，依法予以减轻处罚。鉴于被告人刘Ｋ、刘Ｓ、刘Ｆ、刘Ｂ、刘Ｇ、刘Ｍ、李某均能如实供述罪行且刘Ｇ、刘Ｍ、李某当庭自愿认罪，故分别予以从轻处罚。
据此，依法判处被告人刘Ｋ有期徒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罚金人民币7万元；被告人刘Ｓ有期徒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罚金人民币7万元；其他被告人亦判处相应刑罚。一审宣判后，被告人刘Ｋ等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依法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根据刑法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以暴力、威胁手段实施强买强卖商品、强迫他人提供或接受服务等行为构成强迫交易罪。敲诈勒索罪是指基于非法获利的目的，以暴力、胁迫等恐吓行为手段使他人交付财物与财产性利益的行为。
因两罪在侵害对象、行为方式、是否非法获利方面存在交叉或高度一致，故以此区分两罪并非易事。笔者认为两罪的区分应结合危害行为发生场合、取财是否有对应依据、非法占有程度等三方面因素。具言之：
首先，在危害行为发生场合方面。强迫交易要求危害行为发生在交易或服务过程之中，且危害行为完成之时，交易或服务亦随之完结；而敲诈勒索则对危害行为发生的场合没有要求。其次，在取财依据方面。强迫交易依托一定的事实基础，如市场交易、产品服务等，行为人取得非法利益必须要依托这些事实基础；而敲诈勒索则多表现为行为人以虚构的事实对被害人实施心理强制，进而强行获取非法利益，也即敲诈勒索中的取财不具备相应的客观事实基础。再者，在非法占有程度方面。强迫交易是在违背正常市场交易规范前提下获取不当利益，是一种不对等的利益获取，系有偿占有利益性质；而敲诈勒索则是完全的非法占有利益，系无偿占有利益性质。
本案在认定敲诈勒索过程中还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即：前期房屋租赁合同的签订是否阻断后期强行收取不合理费用、逼令退租的违法性，如何恰当评价前后行为？笔者认为，从后续行为人人为制造“违约”条件等行为可以看出，行为人对前期租赁合同签订并不具备真实意思表示，租赁合同仅作为行为人设计“骗局”的表现形式，在通过签订租赁合同与被害人形成形式上的法律关系基础上，行为人又单方面认定被害人“违约”并强迫其支付额外费用、退租，拒不退还应还租赁费，借以实现无偿占有被害人财产权利的本质目的。
本案中，行为人与被害人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仅仅作为欺骗的一种手段，行为人未实际履行合同，不存在本质上的交易行为，实质上只是一种非法占有财产的手段行为。被告人以房屋租赁为幌子，直接侵占被害人基于房屋租赁合同而交付的租金、押金等钱款，后又采取滋扰、暴力、胁迫等手段胁迫被害人交付额外钱款，包括强迫被害人退租且拒不退还租赁款项，最终目的均系无偿占有被害人的钱款，故将被告人刘Ｋ等以敲诈勒索罪定性是恰当的。
本文刊载于《人民法院报》2020年7月2日第6版
作者：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石魏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程欢欢 |